严飞的博客

吵鬧了幾個月之久的香港特首選舉終於在3月25日落下帷幕。57歲的梁振英以689票當選香港第四屆特首，同台競爭的主要對手唐英年則以285票落敗，而另一位競選者，來自泛民的何俊仁則獲取76票。同為特權階層的支持者，一個意氣奮發開始展望未來，另一個則強忍悲痛，挺起腰骨告慰支持者可以難過，不要悲傷。

這是香港自回歸以後第二次有競爭的特首選舉，第二次有電視直播候選人公開辯論的特首選舉，並且如果真如民眾所期望的那樣，也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固守小圈子遊戲的特首選舉。

過去，民主派對小圈子選舉一直抱著杯葛的態度，沒有積極參與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以致2005年董落曾上的時候，100張提名票也拿不到，連進場陪跑的資格也沒有，其結果就是直接成全了曾蔭權，毋須任何考驗，只憑藉強勵政治的口號和改善管治的幾點建議，便輕輕鬆松登上特首寶座。2007年的第三屆特首選舉，出自泛民的梁家傑拋出支持有競爭選舉這一口號，從而開啟了香港首次有競爭性特首選舉的歷史。2007年的兩場電視直播辯論，兩位候選人分別闡述本方政綱和對香港未來建設的規劃，共同為香港市民奉獻了一次精彩的政治辯論選戰。梁家傑在做最後一次總結陳述時動了感情，”我今次參選，我見到香港人求變的心，我見到香港人不計成敗的勇氣，敢於挑戰不公義的制度。我見到香港人的一種承擔，令到我好感動。香港其實已經贏了。“

回歸以來最黑暗的一日

2007年的特首選舉，雖然依舊是在小圈子選舉團中做戲，但畢竟讓我們看到了香港政治發展中一些新鮮的因素；一場有競爭的選舉，也對香港最終實行民主普選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梁家傑說香港贏了，這樣的總結是十分中肯的。

陈之藩1925年出生于河北，先后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电机哲学博士，曾在美国和台湾多所著名大学从事电机工程教学与研究长达五十年。但他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散文。

余光中曾在《沙田七友——陈之藩》一文中戏谑陈之藩是“世界上最懒的散文家”。 事实上，陈之藩一生中只出版过寥寥数十本散文集，数量很少，但是在台湾《联合报》副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台湾文学经典”中，陈之藩的《剑河倒影》排名却仅次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谢天》、《失根的兰花》、《寂寞的画廊》等多篇散文，也长期被收录在两岸三地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早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是多年来启蒙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对文学世界想象的必读文章。

陈之藩年轻时求知若渴，频和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学者书信往还，甚至因此一度被梁实秋戏称为Man of Letters（书信之人）。1947年，还在北洋大学电机系念大三的陈之藩在广播里听到胡适一段题为《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就提笔写了封长信给胡适，“提出几件疑问和一点感想”，被胡适随后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一文中，作为听者就其演讲的回应专门摘引了出来。陈之藩在读到这篇文章后，再度去信（1948年2月28日）。这一次，胡适很快就回复了陈之藩，并在信中告诫，青年一代认识眼前的世界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就在这一封封书信的来鸿去雁中，陈之藩与胡适的友谊越酿越醇厚，并从此成为忘年之交。两人书信的内容，由读书时的趣事，到国家的前途兴亡，以至“形而上学”的哲学话题，无所不谈。难怪也常与陈之藩有通信的董桥曾经总结过

国人素质低，连带着中国人的劣根性，都因着上海世博会而被媒体挖掘出来，曝露在聚光灯之下。随地乱丢垃圾、翻越护栏插队、假扮残疾人走绿色通道、液晶电视上的U盘以及3D眼镜屡次被偷、德国馆门前高喊“纳粹、纳粹”……凡此种种缺乏文明和基本修养的行为，无不让人惊愕，继而反思，为什么一场旨在提升国家形象和民族崛起的盛会，反却演变成了一个受人诟病的道德洼地？

难道仅仅只是国人素质低吗？未必见得。这次暑假，我利用短期回国的机会，也去参观了一次世博，并且还为了体验排队的苦趣，专门挑了沙特馆排队。这其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就是在很多地铁站里的自动扶梯，绝大多数乘客们都会很自觉的站立在右侧，将左侧的通道让给有急事的人先行。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早已内化为每日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一项行为规范，以至于有段时间每次回到内地，看见乘客哄挤自动扶梯的场景时都会皱眉。两相比较，上海今年的进步无疑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沙特馆排队的时候。排队的过程中秩序井然，虽然等候的时间十分漫长，但天南海北的游客聚集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也有说有笑的互相攀谈起来，甚是其乐融融。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排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台风雨。原本遮阳用的棚子完全抵达不住凶猛的暴雨侵袭，不少低洼一点的地方，地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小腿，游客们只能选择站在护栏边的长椅上。这个时候整个排队的秩序开始混乱和骚动起来，刚才还相谈甚欢的游客们都开始争先恐后的翻越护栏，以期能避开有积水的地方，早点入馆躲避风雨，而原本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和武警这个时候似乎也完全找不到踪迹了。混乱中，我就看到3名金发的老外，依仗着自己人高马大，一连跨过五道护栏，冲在了不遵守排队规则的最前面。

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我一直都在好奇这一问题，是因为我发现至少在我接触下来的博士生里面，无论是理科博士，亦或是从事社会科学的，会主动读书者，似乎凤毛麟角。

常理而言，学问做到博士阶段，这一路的书自然读的不少，对于挑灯夜读的读书之苦也肯定都有着切肤之痛的记忆，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课程要求而布置的读本，因论文写作而参考的书目之外，仔细想想，又有多少杂书、闲书、枕边之书、无关痛痒之书、不务正业之书、信手拈来之书，会是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因兴趣而发，主动去阅读的呢？

前几日和一位牛津毕业的博士生聊天，当谈及他所攻读的管理学领域时，他可以就某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侃侃而谈，但当话题移到某一社会议题时，他炯炯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不自觉缩在角落里，而难以将对谈继续。

在专业学科领域，我相信我这位朋友定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我总感到有小小的遗憾，遗憾他在人文底蕴和人文识见上的缺乏，而这根源所在，就是年少正好读杂书的黄金时期，阅读的时间都交给了专业的学科读物。其结果，专业知识突飞猛进之余，学养气质却无法跟上，那种对于文化的敏感、对于政治的关怀，以及对于忧患的反思，都会于潜移默化间欠缺下一份自省的批判意识。

所谓术业有专攻，系统而专业的学科训练自然是必须，但过于专注于某一单一学科的专业强化，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过分强调技术和职业化的训练而忽略人文内涵的拓展，其结果，就是李泽厚在九十年代就曾提出过的“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的学术走向。读书本该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激荡，然而在大多数博士生的长期“

大概是因为自己这十年来都一直身处大学的缘故，再加之为自己所规划的职业发展，读书成为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书店和图书馆也成为了我平时去的最多的地方。书读的多了，就自然会被朋友套上一个“读书人”的大帽子，然后再殷切地附加一句，这年头，坚守的读书人已经不多了。

这句话如若仔细推敲一下，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感慨浮躁升腾之下读书人的诸种不易，更有种将象牙塔里谋生的人等同于读书人的想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做学问的必然都是皓首穷经，必然都是嗜书的“瘾君子”；而大学，因为其独有的人文主义气质和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也就成为了所有读书人心目中最值得向往的读书场所。如果每天的工作就是随心所欲地读书、信手拈来地读书，岂不快哉？

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快哉”只不过是一个对于大学和大学教授这份职业过于善意的臆想罢了。随着在学院的圈子里待的愈久，我反而愈加深感“读书”是一种痛苦，而且这痛苦正在渐入骨髓，大有侵入肌理的趋势。当每天埋首于成堆的资料和书本之中，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篇研究性文章的文献综述而机械式地找寻自己所需要的论点和论据时，我开始明白，我只不过是鲁迅笔下的职业读书者罢了，连半个读书人都不是！

鲁迅曾在《读书杂谈》里将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读书并非因兴趣而发，而只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有微妙的利害关系，有排他的功利性，也有现实的紧迫感——文章发表当为首要，这关乎到是否可以保住饭碗，是否可以获取职称资格乃至终身教职的关键所在。于是各种为迎合发表的“快速通道”、八股模板，乃至抄袭剽窃应运而生，而各种占山为王的学霸学阀也成为资

每年6月都是美国各高校毕业的季节，一段诚挚意切的毕业演讲，则是毕业典礼时万众期待的重头戏。一般而言，各高校所邀请的演讲嘉宾皆是社会精英人 士，譬如05年斯坦福就请来了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去年请了美国顶级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07年哈佛请了当年的辍学生比尔盖茨，去年是《哈利波特》 的女作者罗琳。当这些嘉宾站在演讲台上，面对着台下即将踏入社会大展宏图的毕业生时，他们通常都会以一段浓烈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为纲目，将理想主义 与自由主义融入到现实主义的实用准则中，鼓励这些年轻人要担负起历史的使命。社会前行和历史进步的目标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经济和技术。只有个体在 心灵与精神上秉持着对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和宽容这些价值观的坚持与爱，以及对民主、自由、平等这些理念的不懈追求与奋斗，才可以为社会、为国家 提供源源不断的正义与力量。

今年，哈佛请来了美国能源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而斯坦福则请来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前者的演讲主题是关于环境能源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在气候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帮助改进这个世界的责任，因为每一个人在未来都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后者的演讲主题则强调了捍卫法治与自由的重要性。自由和法治是在法律中被时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对此，这位1988年就由里根 总统提名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律人自然深谙于心。法律人信奉的理念，是法律可以给人以自由，因为法律是我们这个时代使人人都能寻求和获得正义的工 具。法治代表着正义、公义、尊严和法律至上的威权，而自由则代表

明报世纪副刊的主编马家辉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说过一个小故事，《信报》被小小超人李泽楷收购之前，因为老板林行止的缘故，一直坚持走的是文人办报的传统路线。有一次马家辉在收到林行止寄赠的新书《意趣盎然》时，曾仅仅为了信封上那姓名和地址是由林行止所亲笔书写而高兴的不得了。什么是文人办报？大概就是报老板会亲自在信封上写字的报社吧。

可惜的是，这早已不是副刊主领文化风骚的年代，在商业利益和文化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也终归不是纸笔春秋的文化人所擅长的。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妥协之后的不甘心退让，资本滚滚洪流之下，文人办报在经济挂帅的香港终于还是走到了尽头。

这几多年来，香港的文化人一直都在强调，香港绝对不是一个文化沙漠，对此我深表认同。当我和一些有理想有热情有抱负的香港人在一起工作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努力，特别是年轻媒体人对于文化承担的那种强烈意识，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抗争姿态。

但是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却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在香港报业看来，文化承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无法在市场中赢得生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曾经举办过一场名为“华文报纸的文化承担：广州、台北、香港的视野交错”的座谈会，会上香港传媒人提出了“有限度的文化承担”和“承担递减法”的概念，大意就是当香港报社总编“当然要有承担”，报社老板“我们来承担”的诸种承诺之下，承担却在市场、体制和认同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层层递减，最后变成了零，甚至负数，于是只好悻悻然地冀望于“有限度的文化承担”。很明显，这是理想遇挫、热情碰壁之后却又心有不甘的最佳写照。

市场需要的是快

在离开香港之前，很自然地被所有朋友问及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对香港最大的留恋是什么？“书店”。每一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样的回答每一次也都会招来朋友们惊奇的眼光，他们接着会问我，你离开家乡南京，离开上大学的城市上海时，所留念的也会是那里的书店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反而犹豫了很长时间，似乎我最怀念的，反而是南京的城墙，上海的弄堂。不错，南京和上海，都有环境优雅，适合消磨一个下午的宽敞大书店，也有大学周围那些小巧但充满了无穷文化气息的人文小书店。香港呢？那些逼仄杂乱，愈搬愈高、愈高愈少的二楼书屋，那些永远抢占畅销书榜前列的投资理财、运筹八卦、政治秘闻类杂书，以及那种愈发凋敝的读书氛围和文化气息，似乎越来越成为我笔下批评的对象。

香港不是一座读书的城市，这似乎早已经以“公理”的形式成为人们的共识：香港太喧闹，太商业，太吵杂；购物天堂、美食之乡、动感之都、国际金融中心，每一句耀眼的标语口号都在渲染着这座城市的动感新潮和它的物欲横流。按照陈冠中的话说，香港社会的普遍心态，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到头来，大学教书的迷股票，媒体做报纸的搞网络，政府当官的帮忙催谷楼市，却唯独缺少了沉得下心来的读书人，以及一座城市本该具有的地标性书店，譬如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旧金山的“城市之光”，纽约的“高谈书集” ，费城的“博得书店”。所以台湾钟芳玲一本《书店风景》，里面没有提到香港，也是理所应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60岁才开始写作的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Fitzger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