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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的博客

我们的理想主义怎么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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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是谁杀死了小书店老板  

2008-03-03 02:25: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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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书人死于自己所爱书的重量,象征文化的书籍反成了杀人凶手,真是香港这个极力打造国际大都会城市的莫大讽刺。

  一个书店的小老板死了,又是谁害死了他?小老板是香港已结业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罗志华在农历年廿八(2月4日),孤身一人在大角咀一个货仓整理书籍时,被意外坠下的二十多箱书籍压困身体,失救致死,尸体直到14日后(2月18日)发了臭才被人发现。

  一间小书店的老板死了,除了香港仅余的一些读书人在报纸最不起眼的副刊板块絮絮叨叨之外,于这座充斥八卦娱乐与自拍偷窥的城市实在算不得什么惊奇的大事。等再过一两个星期,连读书人的絮叨都会改换新的内容,真正有心搞文化的人,看来都注定了会被遗弃。罗志华在香港文化界的身份复杂而独特,从中可以观照出香港三十年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历史侧面。他的故事,还得从香港的二楼书店说起。

  香港的二楼书店起创于1950至1960年代,于1970年代逐步发展。当时香港正深受国际“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主义、反殖意识强烈抬头, 1971年的保钓运动、 1975年的爱国反霸运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香港知识分子主动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反思,试图从理论层面对社会动荡给出解答。以文艺思想、社科学术类书籍为主打阵地的各种楼上书店自然成为香港早期知识分子最好的聚散地,并承担起社会开蒙的媒介作用。

  到了1980年代,二楼书店的规模伴随着香港本土文化的发酵,以及新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的脱颖而出而愈发壮大。这其中的最佳代表,中文书店当属青文,英文书店则属于和青文藏于湾仔同一旧楼单位的曙光。青文书屋就是青年文学书屋之意,源自于由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文学社合办的一个青年文学奖。

  当时部分得奖的学生毕业后,希望把办文社提倡文学的热情承传下来,于是合股创办了青文书屋,而曙光则由香港二楼书店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国明一手撑起。有趣的是,当年的曙光书店就设在青文书屋里,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边售卖中文图书,一边售卖英文图书。由于青文(还有曙光)所收书种的鲜明人文和思想特性,例如那时还难以在其他地方寻觅到的新左派、德里达、福柯和本雅明,以及各种手制的小型独立艺文刊物,如《工作室》《病房》《前线》《越界》等,这里很快成为吸引香港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汲取知识、结交同道并分享各种前卫剧场、讲座演出消息的一个文化标志性场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学术及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吕大乐、陈冠中、梁文道、刘细良、马家辉、昆南、朗天等,都曾经是当年青文书店里孜孜以求的常客。

  1988年,罗志华接手青文,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8年之久的书屋老板之路。在罗志华一己之力的推动下,青文由一家单纯的书店发展为兼办出版发行的多元体。由书店的小老板进化为出版人,而且还是独立出版人,这在当时的香港极为鲜见,如果不是个人对文化事业的热诚和执着,相信很难去做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罗志华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钉装、一人搬运的“一人主义”之下,陈云、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这些今天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旗帜人物出版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也斯、黄碧云、谢晓虹等知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也经由青文出版,此外,很多没有市场的香港本土文学书、学术书亦都得到了青文协助出版。

  青文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1995年至1996年间由罗志华策划并推行的《文化视野丛书》。找作者、编者、出版到发行,罗志华一手包办。这套从书是香港回归之前有关香港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香港人审视并厘清了回归前的各种思想趋向。此后,罗志华又以手作影印的方式,承印了八期由叶辉、昆南和廖伟棠主办的《诗潮》,以及四期由自己所创办的《青文评论》,用来发表各种理论思潮、文化评论。所以当罗志华离去后,有评论将其赞誉为近年来香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伴随着香港政府对于湾仔地区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青文书屋不得不直面生存与死亡这个残酷的选择。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湾仔由过去充斥着大牌档、杂货摊、戏院的市井地,逐步发展成为向世界展现香港的窗口。湾仔的旧区,重建项目一项紧挨一项的繁荣登场,直接导致该地区楼价的飞速攀升,仅以1996年的楼价为例,便较十年前上升达十倍以上,租金升幅也达到四倍。高楼价引起高租金、高通胀、高物价,使得小本经营、坚持走学术人文路线的青文书店的生存愈见窘迫。

  比起香港政府的高地价政策,香港人对文化事业的淡漠才更加令人寒心。1980年代几个青年各自筹集千百资金办书屋、搞创作的文化黄金期早已被资本发迹的巨大洪流所淹没。在奉行经济效益、追求社会指标的趋新求变心态指引下,任何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消化的东西,都会被大众普遍视为没有实时效应的东西,借用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的话说,香港人变得“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心态……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青文一间小书店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特别是到了2005、06年,房地产市道随着香港经济复苏再次大幅上升,与青文有着唇亡齿寒关系的曙光在难以维计下又宣布退出,使得青文更加独臂难支。罗志华有段时期,甚至困窘到连移动电话和网费都支付不起的地步。业主加租逼迁、复印机供货商上门索债,书店现金流断绝,终于不得已,罗志华无奈地于2006年8月31日将青文闭门结业,并将所有库存图书搬至大角咀一个仓库内,既不不清货也不平卖(因为仍梦想着再有读者来买),同时保留下部分发行和出版的业务,期待有朝一日重开青文。

  但是重开的梦想尚在酝酿,罗志华却葬身于书山。如果有更多的读书人,如果有更合理的文化政策,他不至于会流离失所,以这样悲凉的方式死去。爱书人死于自己所爱书的重量,象征文化的书籍反成了杀人凶手,真是香港这个极力打造国际大都会城市的莫大讽刺。

  梁文道说,“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青文的盛与衰只是香港二楼书店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这几年关门的二楼书店,知名的就有东岸、洪叶,而依旧留守的,则将书店逃亡至租金更加便宜的楼上楼,苦苦挣扎。香港的未来,挣扎的结果大约也不难想象,至少谁也不会再愿意像罗志华那样带着满满的库存走人,然后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小仓库里被书砸倒,孤独的死去。

  那些藏书,原本是可以当废纸卖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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