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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的博客

我们的理想主义怎么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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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城市?——我城这三十五年  

2010-03-19 15:05:14|  分类: 香港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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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城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在其经典作品《我城》中提出这是谁的城市?——我城这三十五年 - 严飞 - 严飞的博客了这样的疑问。2009年的最后一天,凌晨1点半,我正坐在周思中的家里,和朱凯迪聊香港这几年涌现出的公民抗争与保运动。我们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几年,香港人迸发出了一种“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的决心和行动力,而香港一群八十后的年轻人,更是凝聚成运动的主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社会议题,并感染着新一波青年人的参与。

周和朱都是香港“本土行动”的核心成员。2006年底,香港政府正式启动了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曾陪伴香港人一个世纪之多的天星码头遭遇清拆。在推土机的巨大咆哮之下,“本土行动”宣告成立,他们通过集会、辩论、出版刊物等形式,呼吁港府重视对承载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间的保育,以保存香港人共同的集体记忆。三年后,这座城市里,反高铁的洪流正在汇聚;立法会门外,日夜苦行的青年也在以一种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公义和尊重的诉求。

我一直感到很好奇,以周和朱为代表的这一代香港年轻人,他们投身社会运动的巨大力量和热情从何而来——这里,不是被人们称作“浮城”,不是被贬喻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吗?为什么在他们身上,我似乎又重新看到一个充满了活泼、进取、冲劲、动感和开放的城市,就好像西西《我城》中七十年代的那个香港。

七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城市。在总督麦理浩的社会改革之下,港府先后创立了廉政公署整治官员贪污,设劳工署调解劳资纠纷,同时启动长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以及九年制免费基础教育,从而打下了香港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而七十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也及时雨地解决了香港日渐百物腾贵的困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相应地带动出向上流动的机会。年轻人无须忧虑出路,只要肯努力,谦虚学习,就可以很快地在个人事业上取得大发展。在这一个充满盼望的年代,《我城》里的阿果努力地修理电话,麦快乐认真地看守公园,尽管这并不是一个童话世界,社会依旧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都觉得不需担心,因为他们深信,只要同舟共济,没有问题是不可解决的。连电视台的新闻评述员都说:“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不必过分担心的。你害怕石油的危机会把我们陷于能源的绝境吗,你看看,我们不是安然度过了吗。你为了水塘的干涸而惊慌恐惧,认为我们即从此要生活如同沙漠了么。你看,及时雨就来了。对于这个世界,你无需感到绝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跟随着《我城》这本小说一起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生,或者之后几年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却在很多社会观察家的笔下,被定义为困惑、失落、感到绝望的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香港经济起飞的黄金白银期,青年时便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到了九十年代,伴随着大学及专业资格的普及化,学历一跃成为个人能否晋身中产的关键,埋头苦学待到大学毕业,却发现香港正面临着“边缘化”、“下流化”的“中年危机”和政治迷思。由于经济转型及资源分配的困顿,社会流动日趋僵化甚至停滞,机遇不再信手拈来,过往七十年代个人只要努力拼搏就可以成功的经验亦烟消云散。《我城》里的光采和朝气不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徨惑与不安,同舟共济、包容互谅的香港精神也彷佛成为了书本上的桥段。

但,2006年底的保卫天星码头却是一个转捩点。那一个月,保卫码头的年轻人手挽着手,用身体挡在推土机前面,他们虽然不停的被警察阻挠、不停的地被抬走,不停的被驱赶,却唤醒了大众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对回归城市空间的诉求。这之后,愈来愈多香港的年轻人深入到城市的角落里,挖掘城市所赋予的身份意识、本土情怀,以对抗单极的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创意艺术、社区重建等议题也因此重新受到重视。

西西在《我城》里曾问,“如果这个炮有一天又轰起来了,你怎样呢?你会逃走吗?你会守住这个城吗?”今日的香港,地产集团垄断并主宰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日趋明显的大陆化趋势也戏剧性地把香港深层次的政治矛盾彰显出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却愈发树立出对这个社会自主承担的立场,重申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是“我城”。这样的转变,无疑是根植于本土经验的香港年轻一代对于香港价值的失衡、本土空间的萎缩、主体性被长期贬抑所作的反抗。

周思中的家里就好像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室,地上、沙发上、桌椅上都凌乱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很多都是关于香港本土论述的文论,以及各种理论经典。这批香港青年人的能量,很是让我感到吃惊。在“我城”的情怀之下,他们不仅仅是有行动欲望、能力和政治视野的行动者,同时也是书写者,会去读理论,会用不间断的写作来理性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而不像某种作家采取不涉政治的避世姿态。对照内地同样年纪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找出与之相应的人物。在社会转型的诸多问题面前,我们也会感到焦虑、迷惘、愤怒,但是我们的苦闷都是很内向的,都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在个体上的宣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情绪上的困境,其实也是集体的困境,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两地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我辈们似乎缺乏了对“我城”的体认,或者在消极冷漠的接受既有的规制安排,或者在“我国”的光环之下高唱盛世,而难以形构成一个有力的共同体。城市既然让生活更美好了,大家都在循规蹈矩、各行其是,微微的小小的嗨。

西西的《我城》虽然写的是香港,但今天再看,其实可以引申到对“他城”的希冀与企盼:

“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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